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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富人慈善带来破坏式创新:富人慈善的悖论与启示(三)

                                                

                                                     美国已经成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社会流动性在近 30 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一些超级富豪意识到阶层固化的趋势将让社会分裂、带来不可挽回的危机,他们选择了慈善事业,试图通过捐出巨额财富进行社会创新、促进经济流动、重振美国梦。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劝说富人放弃财富和特权并不容易;其次,散财也需要智慧,改变世界不仅需要资金,还需要对社会问题的洞察和各方的持续努力;最重要的是,未触及不平等的制度根源的慈善事业,难以避免系统性失败的前景。

                                                本文认为,社会应该欢迎和引导慈善家投入更多资源支持深层次的社会变革,通过破坏性创新力量,探寻一个兼顾公平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三、趋势:美国富人慈善带来破坏式创新

                                                二十一世纪的富人慈善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全球化和信息浪潮中迅速崛起的亿万富翁,不仅仅只满足于开支票,很多人还想身体力行地运用自身的智慧、技能、关系网来实现慈善目标。一批有代表性的慈善家,一面批评美国政府部门的低效,一面感叹以基金会为主的机构化慈善(Institutional Philanthropy)的影响力太有限,他们发挥私人财富所有者的支配权,本能地将全球视野、创新思维和“投资社会”的理念带入慈善部门,力推大胆创新型慈善(audacious-philanthropy)。他们期待开展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在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原有的慈善生态、对非营利行业乃至公共部门带来冲击。

                                                (一)从“新慈善”到“大赌注”:不拘一格追求社会影响力

                                                “新慈善”(New Philanthropy)在 2000 年以后被经常使用,还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用语,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但是已经形成一些共识,比如“新慈善”是对传统慈善模式的挑战、可能带来颠覆性影响。本文用“新慈善”统称近二十年慈善领域各种形态创新。

                                                新慈善由“新慈善家”推动。这个群体以 2000 年以后在科技、金融等领域出现的新富们为代表。2001 年由硅谷一批新慈善家们推动成立的全球慈善论坛可视为新慈善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全球慈善论坛创始人简·威尔士(Jane Wales)说明了两个重点:21世纪初涌现的新慈善家们是慈善全球化的积极推手;以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在推动全球慈善的新运动。她预判,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交换将会掀起下一波慈善创新。

                                                新慈善运动的一个影响就是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和基金会开始改变原有的“碎片化”慈善方式,从孤立、单一的项目资助转向以问题为核心、以结果为导向、综合运用多种策略方式的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

                                                “碎片化捐赠”是传统型私人基金会的普遍现象。慈善咨询机构桥跨集团(BridgeSpanGroup)发现,美国最大的 50 个基金会,2014 年捐赠中位数为 1.2 亿美元,当年资助了 265名受助者,每笔中位数约为 18 万美元。如此分散的资源分配对于基金会和受助者来说都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意味着鲜有机构获得能帮助他们产生更大影响的集中的、长期的财政支持和非财务援助;另一方面,资助对象太多,也意味着基金会员工需要花很多时间在项目提案、审批和报告上,但是与受助人合作、反思和学习的时间减少。

                                                所以,财力雄厚的新慈善家会采取更有魄力的方式来实现更大影响力。桥跨集团推广了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慈善家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巨额捐赠:大赌注(Big Bets)。《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6 年冬季刊发表了题为“为社会变革下大赌注”的报告,称在 2000 至 2012年期间,美国公开宣布的 1000 万美元以上大赌注类捐赠每年平均达 80 亿美元左右,这些捐赠主要被分给大学、医院和文化组织等知名机构,而专注于社会变革的非营利组织只收到16 亿美元,占大赌注捐赠资源的五分之一(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提供的赠款未包括在样本中,因为盖茨捐给社会变革的资金几乎与所有其他捐助者的大赌注总和一样多)。

                                                此外,桥跨集团发现,承诺“在有生之年捐赠”的慈善家有 80%公开表示过希望改变社会,但他们及其基金会用于“大赌注”式社会变革的资金只有 16%,而其他基金会和机构的这一比例为28%。

                                                桥跨集团通过十位外部专家根据六个类别对2015年的2500万美元以上的大赌注捐赠进行了排名:慈善野心、预期结果的清晰性、赌注是否对症下药作用明确、战略是否合乎逻辑和现实、资助中的学习和改进程度以及捐者和助者之间关系的强度。排名前十的“大赌注”包括盖茨基金会向疫苗联盟、2020 生育计划的捐赠,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支持的“超越煤炭”运动、“城市计划”,麦克阿瑟基金会支持的旨在减少监禁的安全与司法挑战项目等。详见下表。

                                                表 3 2015 年度十大“大赌注慈善”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19 年春季刊发布了大赌注的最新信息。文章显示,2015-2018年,272 笔捐赠 2500 万美元的大赌注总金额达到 222.78 亿美元,其中 2015、2016、2017、2018 年分别达到 57.52 亿美元、68.73 亿美元、52.71 亿美元、43.82 亿美元。其中,来自盖茨基金会的资金占到 30%,超过 74 亿美元。从资金流向来看,全球健康占有资金超过 37%,教育、美国国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环境等领域接受资金超过 30%。详见图 3.

                                                图 3. 三分之一大赌注捐赠流向全球健康领域(2015-2018)

                                                “大赌注慈善”旨在通过慈善领域的伙伴关系建设、风险承担以及创新举措来推动社会变革。但是很多慈善家还是习惯独立行动,通过跨界联合方式推动变革的比例还不足 20%。显然,在这条漫长的社会变革道路上,慈善家还需要更多虚心和耐心。

                                                (二)支持前沿科学研究,可能造福全人类,或加剧两极分化

                                                资助科学家开展前沿研究是美国慈善家的传统之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在美国生物和医疗研究方面一直有很大投入。如今,越来越多的慈善家及其私人基金会将大额捐款投向前沿科学。微软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十几年前在西雅图捐建数亿美元的大脑科学研究所、甲骨文创始人 CEO 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创办专门的医学基金会支持了数百位生物学家的研究经费,比尔·盖茨为疫苗研发等全球公共医疗领域捐赠了数百亿美元,温迪·施密特(Wendy Schmidt)设立海洋研究所,艾利·布罗德(Eli Broad)捐赠了 7 亿美元支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基因疾病。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捐赠 8.5 亿美元用于物理学、生物学、环境和天文学方面的研究。2018 年,在“慈善 50 人”排名第四的黑石(Blackstone)联合创始人史蒂芬·施瓦茨曼(Stephen Schwarzman)向麻省理工学院(MIT)捐赠 3.5 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开发。这位先生曾在 2013 年向清华大学捐赠 1 亿美元启动苏世民学院项目。慈善纪事报的一篇文章称,施瓦茨曼与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一起在苏世民学院担任顾问委员会成员。在中国的一次巴士旅行中,与马和其他技术主管的一次谈话激发了施瓦茨曼对人工智能的兴趣和关注。

                                                慈善家大手笔投入科学研究,既可能为整个人类谋福利,也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像盖茨基金会那样“关注金字塔底层需求”而投入百亿美元投入疫苗研发,无疑将明显改善数亿受疟疾等疾病困扰的穷人的生命健康和经济状况;但是也有很多科研资助活动将帮助捐赠者占商业先机。比如施瓦茨曼向麻省理工学院捐赠前几周,就向哈佛商学院捐赠了 500 万美元,用于开发探索人工智能对企业和市场影响的案例研究。

                                                新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生产力和生活品质提升,也带来了“技术性失业”等负面影响。

                                                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曾经断言,“人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将会被取代,就如同马曾经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后来被拖拉机取代了一样”。本世纪的很多案例和数据证实了列昂惕夫的观点,即伴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多以人为劳动力的岗位将被智能软件和机器人取代。

                                                瑞·达利欧(Ray Dalio)在 2018 年 7 月通过脸书(facebook)回答“人工智能是否会让很多人失业”时表示,算法/自动化决策是一把双刃剑,它提高了生产力,但也消除了就业机会,导致了巨大的财富和机会差距,以至于“应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建立一个特殊委员会,制定衡量标准,计划和措施,提高工作效率,而不仅仅是为自己买单或审时度势。”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 2017 年底发布《失业与就业: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型》报告,称到 2030 年,全球将有多达 8 亿人的工作岗位可能被自动化的机器人取代,相当于当今全球劳动力的 1/5。即使机器人的崛起速度不那么快,保守估计未来 13 年里仍有 4 亿人可能会因自动化寻找新的工作。

                                                谁也不可否认,巨额投入的前沿科技研究,可以帮助经济顶层的人掌握更多科技进步带来的机会,从而赚取更多财富。而大多数普通劳动阶层,要么重复低端工作,要么失业,他们的经济向上流动机会很难增加。正如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在财富、收入、生活水平和进步机会等领域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未完待续。《“美国梦”的破灭与修复:富人慈善的悖论与启示》全文共2万余字,因篇幅有限分七期推送,敬请关注。)